學生抗議創造我們所知的大學

      在西方，有學者認為，大學乃學生抗議所創。因為回顧歷史，他們之所以擁有一所稱為「大學」的機構，根本原因，正是師生團結起來反對外部政治干預。

美國校園聲援巴勒斯坦，成為捍衛言論的戰場 所以學生聲援巴勒斯坦人，大學教授就站出來為學生辯護。例如，埃默里大學哲學系主任諾埃爾·麥卡菲因試圖保護學生而被捕，經濟學教授卡羅琳·福林因要求警察停止虐待另一名學生被暴力摔倒在地，同樣被逮捕。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憂心忡忡的教職人員呼籲舉行罷工，抗議警察針對和平抗議者的行動。在紐約市立大學，教職員實際上組成了一堵牆，將他們的身體擋在抗議者和警察之間。

2024年4月26日，人們在埃默里大學示威支持巴勒斯坦人

在中世紀的歐洲，讀書求學大部分時間集中在宗教機構。在這一時期，一些不斷發展城市的座堂教會，往往允許學生和教師在“教務長”(總執事)及座堂主任的監督下，在教堂某個角落使用教會的便利設施。

好不容易到了12世紀末，一所以巴黎聖母院為中心的學校開始吸引來自歐洲各地的學生和教師。鑑於巴黎本身財富不斷增長和法國君主政體日益強大，看來一切都很好。但公元1200年，學生和居民之間終於爆發衝突。這時候，學校的老師聲援學生，拒絕授課，並威脅稱，除非國王聽取學生的意見並伸張正義，否則將學校遷往其他地方。法國國王菲利普二世·奧古斯都從善如流，逮捕打學生那群人，並頒佈保護教師和學生的皇家法令，稱他們是一個“法人團體”，共同享有某些權利。在拉丁文中，他用來形容這個法人團體的字是「universitas」。

巴黎騷動原本只是酒吧鬥和私刑暴力。不管怎樣，這個不太可能的起源催生了現代大學。這個故事的教訓很清楚：大學只有在學生和教師站在一起時才存在，而當他們站在一起時，他們就擁有權力。

2024年4月29日，州警和大學警察在奧斯汀德克薩斯大學逮捕了一名抗議者 美國校園挺巴浪潮持續，多地爆發衝突。各方反應不一。 拜登強調不同意見對民主至關重要，但不能導致混亂。然而眾議院已高票通過《反猶意識法》，批判以色列政府政策亦可能屬於「反猶」言論，凸顯對立情勢暫時仍無軟化跡象。

美國大學挺巴示威：2024年4月25日，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有學生和其他人在校園的抗議營地進行示威，表達支持加薩的巴勒斯坦人

凱洛格管理學院管理學教授布雷登金認為， 儘管學生行動激進並不新鮮，但每次出現在新一代的校園裡，都會讓人看見年輕人為他們關注的事業帶來的理想主義、奉獻精神和活力。20世紀50年代，學生抗議麥卡錫主義的興起及其對言論自由的威脅。 20世紀60年代，學生將民權、婦女運動和反越戰運動帶入校園。20世紀80年代出現一波反種族隔離抗議浪潮，其中包括「棚戶區」作為一種策略的蔓延；20世紀90年代，學生抗議大學與耐吉等服裝零售商的關係，因為這些零售商在其供應鏈中僱用血汗工廠工人。 最近，校園裡充斥著與應對氣候變遷和支持「黑人生命也是命」相關的活動。

30日晚間有大批反示威人士進入UCLA校園，攻擊抗議學生的陣地，將抗議者拖出來毆打

校園充斥著抗議，這是有道理的。 大學和學院為學生提供「自由開放」教育，注重批判性思維、拓寬他們的視野並強調思想在我們生活中的重要性。 正如對激進主義的研究表明，與年齡稍大的全職同齡人相比，年輕人採取各種激進手段，會有更多的時間、精力和更加靈活變通。校園是為討論不同的想法而設計的，所以設有露天廣場等處所，供學生聚集進行課外活動及表示抗議。 校園是創新思維的實驗室，是在測試新視角是否可行。 校園明目張膽提倡言論自由，學生理所當然站在社會運動的最前線。

每一代管理層在處理學生活動分子時都顯得笨手笨腳

然而，每一代管理層在處理學生活動分子時都顯得笨手笨腳。 儘管歷史有許多過去政府為平息校園激進主義的影響及其後果(無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的記錄，但每次出現新一波的激進主義，政府就好像前所未見似的。 相較之下，抗議的學生似乎變得更有組織、更精明，並且對每一代政府向他們施加的壓力準備得更好。

一代又一代，學生抗議者利用關注作為動員其他人支持他們的手段，並迫使政府參與他們的崇高目標。 然而，一代又一代的管理者似乎忘記了這一點，並採取同樣的鎮壓措施。 儘管並非每屆政府都以相同的方式做出反應，但我們可以看到，當前反戰抗議浪潮中出現相同的模式。 哥倫比亞大學、埃默里大學、德州大學和康乃狄克大學管理人員只是以武力和逮捕作為回應。 在這些案例中，鎮壓都沒有結束抗議活動。 相反，鎮壓導致旁觀的教師和學生對政府的普遍不滿。 此後，學生人數越來越多。 在德州大學奧斯汀，學生們在被警察帶走幾小時後遊行返回校園。 鎮壓起不了作用。鑑於我們自由教育和自由表達的理想，富有成效的對話似乎是我們所有人都應該努力爭取的結果。

30日晚間有大批反示威人士進入UCLA校園，攻擊抗議學生的陣地，將抗議者拖出來毆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