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路德的一句話：「罪雖猛，信更堅」（pecca fortiter, sed fortius fid

      馬丁路德是個非常豪爽、十分風趣的人。可惜畫家留存下來的，大多是他那正義漂然的神態，很少捕捉他手執酒杯，口沫橫飛，天南地北，無所不談的風姿。

     然而不管是莊嚴的辯論，還是師生間的「桌上談」，都是金玉滿堂，到處流露出發人深省 的雋語警句。無他，路德不是為了神學而創造神學，乃是本著赤子之心，在日常生活中去面對他所敬拜的上帝。他的坦誠和真摯，引發後人由衷的共鳴。

      比方他認為信徒與其說是個基督徒，倒不如說是個剛開始嘗試學做基督徒的人。像希臘文一樣，德文也常將動詞作名詞用，表示一種過程。他說基督徒是「im Werden」，即 正在踏入成為基督徒的過程中，而且那永遠是個剛剛開始的過程。

      因此，作基督徒不能老氣橫秋，自以為在靈性歷程上會有甚麼獨步單方，於是故步自 封，甚至消滅聖靈的感動。不，基督徒的靈魂必須時刻儆醒，心意更新而變化，方能察驗 在具體的情況下，甚麼才是上帝純良可喜悅的旨意，達成「 那差我来者的工 」。 所以路德說，基督徒「同是義人，同是罪人」。意思是：基督徒甚麼時候順從基督， 遵行他的旨意，便是個義人。反之，離開了基督，反他的道而行，便是罪人。事情就是那麼簡單。可不管你是初信，還是信了一輩子，沒有「人情」可說的。

      可是，生活得那麼戰戰競競，豈非終日猶疑不決，一事無成？不是的，相信基督是實實在在相信他，相信他經已赦免我們的過犯。因此，基督徒可說是絕無後顧之憂。我們大可以本着良知，放胆奔走前面的路程。不必怕罪惡，不必怕死亡，不必怕世人的閒言冷語 ，因為基督早已勝過這一切。 我們這樣信，是因為我們生活的世界還不是理想的，還需 要我們「等候上帝所應許的新天新地」，在盼望「正義常存」 (彼後三13)。可是我們若持這樣的心志，定必會動輒得咎 ，甚至被目為社會罪人。基於此，路德勸勉我們要「勇 敢犯罪，但更要勇敢相信基督，以他為樂。」（Sündige tapfer，doch tapferer glaube und freue dich in Christus。）

     「勇敢犯罪！」路德這句話實在是太可怕了。他想我們喪盡天良嗎？所以歷代的神學家都會為尊者諱，或說他操勞過度，或說他一時誇大其辭，不必介意。敵人就指責他傷風敗德，鼓吹淫亂和謀殺。

      路德當然不是像敵人所指責的那樣。他對待罪是非常嚴肅的。如果有人冒天下之大不韙，他會語帶諷刺，說：「誰願意留在巴比倫（意即貪婪無度、狂妄自大、目中無 神、罪惡滔天的地方），就留下來吧。只不過我們會毫不畏縮，指證他的結局就是地獄。」 

      中世紀末期，人們普遍相信天堂和地獄，一想到煉獄熊熊烈火早已魂飛魄散。可惜那時的教會利慾薰心，為了增加庫房收入，便想方設法增加人民的罪惡感，好方便推銷贖罪券。他們大肆宣揚贖罪券的功效，宣稱不但可以為自己買，還可以為已故的親友購買，以減少他們在煉獄中受苦的時間。推銷員恬不知恥，大聲呼叫: 「將金幣投入錢箱的一剎那，你母親的靈魂就跳出煉獄了。」

      路德的「勇敢犯罪 」正是要嘲弄羅馬教廷。教會與世俗的看法沆瀣一氣， 以為金錢可以解決一切罪尤；多做善功， 便可登上天堂。路德卻認為罪的對立面不是善行，而是信仰，是信靠上帝。所以對他來說，不信才是罪。

      人心扭曲、墮落和邪惡，陷入罪惡深淵，無法自拔，得救之道全在乎回歸到基督面前，接受他白白的恩典，不需要金錢或善行。這就是「因信稱義」的道理。路德敢於與宣稱自己代表上帝的教宗作對。難免被判為異端，革除教籍。這意味著他被判vogelfrei了 。Vogelfrei原本僅僅指「像鳥兒一樣，自由自在，不受約束」。後來卻變為犯人已成為空中飛鳥，任何人都可以射殺，無須負刑責；而且死後不得安葬，屍體留給鳥兒啄食。

                          鄉紳喬治 Lucas Cranach der Ältere, 1522

      路德幸得王侯庇護，扮「容克」（Junker Jörg，鄉紳喬治），匿藏在瓦特堡的城堡裏，埋首將聖經翻譯成為德文。他置生死於度外， 因為他深信上帝使人從罪惡中得到釋放，是上帝白白及無條件賜給世人的禮物，並非任何人、事、物可以替代。

      是的，世途兇險，罪惡橫行 。問題在於你相信罪惡，還是相信基督。 在關鍵時刻，在人心怯弱的社會，這些話難道沒有啟發作用？在畏首畏尾，拿不起放不下的時候，難道我們沒有「 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在某些具體的情況下，基督徒難道不也該有「不信邪」的 決心？

忠於自己所信的潘霍華

一個當牧師的，若公開宣稱他寧願和不信主的人來往，而不願和那些嘴不離上的人交往，是否還算個牧師呢？

      雖然耶穌清楚指出，「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進天國。」但說也奇怪，許多人一樣以為學得滿嘴屬靈的話，便是作基督徒的真憑實據了 。
      為什麼呢？
      因為一般人對於信仰的問題，往往都缺乏真正的認識。只是因利成便，碰到什麼便信什麼，以後也懶得去尋根究柢了。
      然而，基督徒若真正心裏尊主基督為聖，那麼對於他們心中盼望的緣由，是應該隨時準備好作答的。換句話說，基督徒不能規避神學，甚至不能不有自己的神學。試想想，基督徒既然認定上帝就是人生的目標，又怎能對這位人生的主宰不有個正確的、親切的看法呢？
      出於敬虔世家的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1906年－1945年）， 知道我們無論如何都不可以裝得比上帝更敬虔。上帝經已藉著主耶穌虛己為人，住在卑微的人群當中，叫我們不能不以這個世界，這個俗世的世界為我們關心的對象。意思是說，基督徒必須進入社會中，與上帝同工，在生活的各個層面上服侍人群。基督徒除了跟隨耶穌，進入這個不敬虔的世界裏去分擔上的的痛苦以外，別無其他見證的方法。

      他認為，我們不可以將基督教的上帝當作「萬應神靈」（deus ex machina），以為至高者必須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 方可以救苦救難，解決一切的疑難雜症。不幸基督教亦因此而淪為靈性上的藥材店。牧師的講道大多以指出信徒的不佳氣息為鵠的，俾可以依方開藥。然而這只是藉基督宗教為名，甚至加上敬虔的外衣，來掩飾人們自己的邪惡、無法無天罷了。
     在這方面，潘氏特別指出上帝不是拿來填塞「罅隙」的上帝，不是「罅隙之神」。那是說，上帝不是代替品，拿來暫時解決困難的。比方有人拿上帝來解釋目前無法解釋的現象；有人拿上帝來麻醉一時忍受不了的痛苦和困難；有人拿上帝來滿足人們暫時無法得到的憧憬和盼望，都是屬於這一類。要知道如果上帝只是填充罅隙的神，那麼將來科學進步了，知識增廣了，上帝就會變得越來越無地自容；一時的難處也是終會過去的，一旦生活好轉了，精神爽快了，上帝豈不是成為多餘嗎？有人憧憬生活會有所變化，盼望轉換一下環境，於是教會不惜工本，利用大眾傳播的各種媒介，務求掌握他們的弱點，將他們爭取來教會，以為這樣便是為上帝的葡萄園增添新枝了。可知道這也不過是「填補」和「代替」作用？這終究是徒勞無功的。
      潘氏是德國信義宗牧師，眼見在納粹黨統治期間，教會無所作為，一味姑息，乃毅然參加「認主教會」（ Bekennenden Kirche），即只承認耶穌為主，反對政府企圖將所有新教教會統一為一個親納粹的新教帝國教會。自然這樣做是要付出代價的 。他說過，「當基督呼召一個人的時候，他是叫人來死。」後來他果然聽從了基督的呼召，從容就義了。本來在希特拉執政、危害迫近眉睫的時候，他有機會逃去美國，而且也的確到了那邊，受到美國朋友的歡迎和庇護。不過他終於自動返回自己的國家，因為他的心不再屬於他自己，乃屬於他在德國受苦受難的同胞。他不能再同胞十分需要他的時候，撇下他們，正像他所設想的教會一樣，他也要為他人而活。

一幅馬克思垂頭喪氣的漫畫

       1999年夏天 ，我在柏林一位律師家裏作客。他是東德人， 對東西德兩方的歷史深有體會。承他介紹，我參觀了一個對東德仍具感情的青年組織。令我驚奇的是，裏面竟販賣羅蘭貝爾（Roland Beier）的漫畫 ！漫畫創作於1990年1 月，顯示了馬克思在共產主義崩潰後的尷尬神態。他雙手插在口袋裏，眼睛低垂，而他身後的太陽正如他一樣，楚楚可憐，抱歉說 :「Tut mir leid Jungs! War halt nur so’ ne Idee …」（ 對不起，夥計們！我只不過是想想罷了..）。

      戈爾巴喬夫上台，進行經濟改革政策（perestroika，俄語意為「重建），中歐和東歐有機可乘，反對共產主義的運動風起雲湧。東德卻似乎是一個不可摧毀的堡壘。那裏共產黨政權穩固，有軍隊和秘密警察支援，更有蘇軍駐紮在境內，可謂萬無一失。然而1988年秋，基督新教教會，呼籲建立一個「以人為本的社會」（society with a human face）。大量反對者聚集在一起，進行「星期一祈禱」，抗議警察國家並要求民主。他們其實沒有意思拉倒東德，也不希望東德被西德吸收。不過事情的發展並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等到局勢告急，東德領導人昂納克（Erich Honecker）請求戈爾巴喬夫援手，卻遭受到拒絕。昂納克反而被剝奪了職務。不久東德爆發大規模示威遊行，柏林圍牆倒塌，兩德統一，東德隨之消失。
      有調侃者看見漫畫，就說：「不錯，卡爾（ Karl），你早就是我們當中一份子了。1836年你改變了，從波恩大學轉到柏林威廉大帝大學 (今天: 洪堡大學) 。根據甘迺迪的說法，你真是那麼可愛的柏林人!」你豈不曾說：「人創造了宗教，宗教卻創造不了人（Der Mensch macht die Religion, die Religion macht nicht den Menschen）？一點都不錯，我經常留意你這句話。只是神變為人的時候，人就變為神了.。你還能說宗教是人類的鴉片嗎？


。


     

「焚書坑儒」德國版

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2年，秦始皇焚毀「詩、書、百家語」，坑殺「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史記·儒林列傳》稱「焚詩書，坑術士」。 

      從此「焚書坑儒」成為千古駡名。不過有人研究《史記》，發覺兩千多年來，無數人都誤讀了偉大的秦始皇，讓他千古蒙冤。他們認為焚書可靠，坑儒則可疑。因為在坑儒事件中具體提到名字的人都是方士。這些人多年出沒在秦始皇身邊，糊弄秦始皇，終於引發秦始皇的怒氣，遭受打擊。至於焚書，始皇帝接受李斯的建議下詔全國，除了醫藥卜筮和種樹等農業專業書籍以外，把從前那些《詩》、《書》以及將百家學派的書籍，全部視為異端邪說，委派各地地方官搜集燒毀。不過也不是全部燒光。李斯建議允許朝廷博士保留一些原本，可惜，後來項羽怒火衝天，為六國報仇大燒咸陽宮殿，秦廷博士掌管的那些「國家圖書」，都在熊熊烈焰中成為灰燼。 

       自然爲了提高皇權，維護皇朝的政治體制及其統治秩序，秦始皇在文化意識領域，採取加強思想控制，反對是古非今，打擊異己勢力，竟成為以後歷朝的典範。也許他沒有想像到，自己竟是始作俑者吧？ 

      或許有人認為，焚書坑儒只是遠古時代的事。其實不然。人性的動物基因受到約束，隱而不現，一旦放鬆便隨時爆發，而且不分中外，文明與否。就說德國吧， 焚書也屢屢發生。例如1499/1500年間，基督教騎士征服西班牙的格拉納達，主審異端的樞機Francisco Jiménez de Cisnerosa便焚燒《古蘭經》。1821年，德國詩人海涅（Heinrich Heine）有鑑於此，於是寫下一行詩句：「Das war ein Vorspiel nur, dort wo man Bücher verbrennt, verbrennt man am Ende auch Menschen」（那只是個前奏。燒書的地方，最後也會燒人。）結果112年後，在海涅的祖國發生了納粹焚書事件，應驗了他那句醒世名言！ 

                          德國詩人海涅 

     1933年1月，希特拉上台，為了貫徹國歌中所宣示「Deutschland，Deutschland über alles，über alles in der Welt」（德意志，德意志，高於一切，高於世間所有萬物）的「德國夢」，極力宣傳日耳曼民族最優秀、雅利安人種最優越的思想，把一切和他們相牴觸的思想視為離經叛道，把一切主張民主自由的人類文化統統視為異端。宣傳「日耳曼民族的優秀」、「雅利安人種的優越」、「絕對服從和效忠」等觀念，便於當年4月開始，鼓動大學生發動所謂的「對抗非德意志精神」運動。所謂「非德意志精神」，具體是針對猶太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追求自由的「思想異端」。他們宣稱，德語只能專供德國人使用，一切非德意志的書籍必須徹底剷除。 

                     對抗非德意志精神 

       從4月26日開始，瘋狂的大學生在「國家至上」、「領袖英明」、「絕對服從和效忠」等觀念的薰染下，按圖索驥，到柏林各家書店、圖書館沒收圖書，為防止遇到反對和抵抗，他們身着黨衛軍制服，對圖書的擁有者進行威嚇。 於是，摧毀人類思想自由、創作自由和出版自由最可恥的一幕上演了。 

        1933年5月10日在柏林歌劇院焚

    烈火首先在20幾所大學點燃，並席捲了100多個城市，其中最著名的是5月10日在柏林歌劇廣場（Opernplatz，今日的倍倍爾廣場，Bebelplatz） 上象徵性的焚書儀式。數千名大學生舉著火把遊行、吹奏著樂曲、唱著歌，聚集在今天的倍倍爾廣場上。他們一邊喊著禁書作者的名字，一邊歡呼著，把一批又一批的書籍扔進火堆燒成灰燼。據說，當時首批被燒書籍的作者名單就有四頁打印紙那麼多。在這場「焚書運動」中，幾乎所有的猶太書籍都被丟進了火海，即使是世界著作亦或是歷史絕學都無濟於事。海涅是猶太人，他的作品自難倖免。為了紀念這個歷史事件，在倍倍爾廣場上永久性地留下了一個名為「圖書館」的紀念作品。這個圖書館鑲嵌在地下，從地面的玻璃頂看下去，圖書館一排排書架上空空如也。地上的銅牌上刻下了詩人海涅的詩句：焚書處終將燒燬人類。 

        從菩提樹下大街看到的倍倍爾廣場全景 

      菩提樹下大街 1999年 

        貝貝爾廣場的紀念碑。地下室只有一個空書架 

       海涅的詩句：焚書處終將燒燬人類 

      希特拉政權是一種全面的法西斯專政。他們不僅在經濟上實行大資產階級
壟斷，政治上實施專制獨裁統治；不僅通過納粹黨控制全部社會生活，通過
黨衛軍大搞特務活動，而且對全民進行意識形態控制。在這種惡劣環境之下 ，
還有人敢於起來反抗嗎？ 有的，比方馬丁·尼莫拉（ Martin Niemöller，
1892-1984）就是。他是德國信義宗一介牧師，以反納粹的懺悔文《起初他們》
而聞名。1933年到1937年期間，在上層人士的保護下，他多次發表言論，
希望教會與政治脫鉤，並反對宣揚德國人美德的所謂的「積極的基督教」。
1937年他被捕入獄，曾流轉於薩克森豪森和達豪集中營，在戰爭結束前
差點被處死。在所寫的一首詩中，他慨嘆德國知識分子的怯懦， 容許納粹
的崛起，及隨後逐一清除他們選擇的目標。

「起初他們來抓共產黨」全文

                   信義宗一介牧師 

, .	When the Nazis came for the communists, I remained silent; I was not a communist. When they locked up the social democrats, I remained silent; I was not a social democrat. When they came for the trade unionists, I did not speak out; I was not a trade unionist. When they came for the Jews, I remained silent; I was not a Jew. When they came for me, there was no one left to speak out.	當納粹來抓共產黨人 我保持沉默 ——我不是共產黨員 當他們關押社會民主黨人 我保持沉默 ——我不是社民黨員 當他們來抓工會會員 我沒有抗議 ——我不是工會會員 當他們來抓猶太人 我保持沉默 ——我不是猶太人 當他們來抓我時 再也沒人為我說話了

憶柏林

      2004年6月，老四夫婦漫遊柏林，勇氣可嘉。看到他們的視頻，勾起我對這個古老城市的懷念。1966年和1999年我分別訪問了柏林.。換言之，是在柏林牆倒塌的前後，也就是德國統一的前後。 

(一)柏林圍牆（Berliner Mauer） 

      統一前，東德屬社會主義陣營，視西德為仇寇。1953年6月17日，東柏林工人展開抗議生活水平下降而舉行抗議，不久即被蘇聯軍隊鎮壓下去。1958年11月10日，赫魯雪夫宣稱四大國對柏林的佔領已經過時，要求美英法從西柏林撤軍，並稱6個月之內西柏林應當成為蘇軍可以自由進出的「自由城市」。

     後來由於大量東德居民通過不設防的柏林分界線湧入西柏林和西德， 1961年8月13日，東德建起了柏林圍牆。 10月25日，美國坦克開到弗里德里希大街南部的查理檢查站，試圖進入東柏林，與90米開外的蘇軍坦克對峙了16個小時。 此後柏林成為東西方意識形態交鋒的最前沿。 

      由於存在種種歷史問題和制度上的缺陷，1989年，東歐國家民眾掀起了對社會主義和共產黨政權的總抗議。 1989年11月9日深夜，東德被迫宣佈開放柏林牆。 1990年10月3日，德國重新統一，柏林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活動。 柏林牆終於拆除。 

     1991年，德國議會投票決定在2000年之前將首都從波恩遷回柏林。 此後柏林展開了大規模的重建工作。 在國會大廈北面修建了新的國會和總理府。 以前是柏林牆腳下佈滿地雷的警戒地帶的波茨坦廣場重新成為柏林的商業中心。 德國已經恢復了其在歐洲的文化和經濟中心地位。 

     統一後，東西德人民并未能完成融合。其實統一前西德人已經稱呼東德人為 Ossi(東邊人)，自己則是 Wessi(西邊人) 。Ossi 經常帶有貶意。所以東德人感受到侮辱，覺得西德人驕傲，不尊重他們的文化。因為他們自覺較西德人易與人相處，看重家庭和朋友的關係，而西德人只著重物質生活的享受。的確，統一後西德等於吞併了東德，每個西德人都要背負起東德人的重擔。無形中是要東德融入西德的文化中，兩種文化可不對等，以致兩德人民對彼此的刻板印象仍在。自然隨著年輕一代的成長．要區分東西德人將會是愈來愈困難的事。 

       柏林圍牆拆除前，要進入東柏林，就必須通過市中心腓特烈大街（Checkpoint Charlie）。

     A view of Checkpoint Charlie in 1966, from the American sector. Checkpoint Charlie was on Friedrichstrasse, near Kochstrasse   查理檢查站 1966 

     1966年我前往東柏林，主要是參觀蘇軍陣亡將士公園(Sowjetisches Ehrenmal--Treptow)和 希特勒自殺的地下室(Hitlers Bunker)。 

      10/66 

     蘇維埃戰爭紀念碑建造於1945年，位於特雷普托公園(Treptower Park)內，是柏林為數不多的紀念碑之一。 紀念碑由前蘇聯建造，以紀念二戰中在1945年柏林戰役中陣亡的80000多名蘇聯戰士。 這座紀念碑體現的是蘇聯解放者的思想，以彰顯紅軍在柏林戰役的戰功。 紀念碑的下方是雕塑柱廊，頂部站立著蘇聯戰士的雕像，前面放置了兩門ML-20火砲，兩輛T-34坦克。 雕塑的下方刻有斯拉夫字母，英姿颯爽的蘇聯士兵肩背戰槍，眼睛眺望著遠方，流露出必勝的信心。 公園內還修建有埋葬著7000多名戰士的蘇軍陣亡將士墓。 蘇維埃戰爭紀念碑也是舉辦慶典的地方，每年五月八日的歐洲勝利日，敬獻花圈的儀式就會舉行，紀念那些為和平獻身的偉大戰士。 

      1999 

紀念碑上雕刻了一位站在柱基上的蘇維埃士兵，他滿臉嚴肅，左手抱著一個德國小孩，右手持劍。這個雕塑高12米，之所以環抱小孩，是因為據說在戰爭中一名三歲的德國小女孩深處險境，一名蘇維埃戰士在德軍的槍林彈雨冒險救了小女孩，令人感動至極。 

      相傳希特勒在這個地下室自殺  

      社會差異的圍牆難於一下子清除，但柏林圍牆原址現在僅有少部分存留，其餘幾乎拆除殆盡。有三處較長的殘餘部分：一處在尼德爾克爾新納大街，位於波茨坦廣場和查理檢查站之間，長約80米。另一處較長的存留是在施普雷河(Die Spree)沿岸奧伯鮑姆橋附近，存有大量塗鴉，通常被人稱為東邊畫廊。第三處位於 Bernauer 街北部，為部分重建的圍牆，並在1999年改為紀念場所。一些柏林圍牆的單塊牆體和瞭望塔也分散在城市中。 

     施普雷河沿岸奧伯鮑姆橋附近，存有大量塗鴉，通常稱為東邊畫廊  

      「上帝啊,求你助我挺過這般致死之愛!」  

Brezhnev and Erich Honecker in a fraternal embrace 

蘇聯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左)和東德共產黨總書記昂納克(右)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吻 

(二)亞歷山大廣場（Alexanderplatz）， 

     這座廣場原本是一個牛市，為紀念1805年10月25日，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對柏林的訪問而命名，是德國首都柏林市中心區的一個大型廣場和交通樞紐。這裡是世界大戰前最繁華的都市中心，也是歐洲最早使用紅綠燈的地區，曾經一度是車水馬龍的地區。雖然在戰後成為了廢墟，但當德國統一之後，在1999年時陸續完成的各項建設，不論是全新的辦公大樓、各大企業總部、劇場、電影院等，各項數不盡的新風格都在這裡誕生，使得波茨坦廣場成了最新潮的城中城。
     火車將進站，已見高聳柏林電視塔。這是東德時代建造的地標，也是柏林最高的建築物，而且是德國最高、最美的電視塔。在電視塔的背後，是紅磚結構的聖母堂(Marienkirche)，建於1270年，為柏林第二古老的教堂。 教堂旁的花園中央為海神噴泉，花園的另一邊，是著名的紅色市政廳(Rotes Rathaus)，自1869年建成後就是柏林市政府所在，紅色的新文藝復興風格十分美麗。 紅色市政廳的以西，就是柏林最古老的尼古拉街區(Nikolaiviertel)，最古老的尼古拉堂(Nikolaikirche)就在這裡。尼古拉街區旁的施普雷河邊花園中還有馬克思和恩格斯塑像。 花園的對面，還有一個民主德國博物館(DDR Museum)。 著名的Galeria Kaufhof百貨大樓，ALEXA購物中心也還有諸多各具特色的小店。

      柏林電視塔與聖母教堂 

       馬克思和恩格斯塑像 

       海神噴泉 

 (三)菩提樹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 

       Linde 其實是椴樹，所以應該稱為椴樹下大街，但目前早已經習非成是，很難再改成「椴樹下大街」了。。柏林這條著名大街西起布蘭登堡門（Brandenburger Tor）和東面的巴黎廣場（Pariser Platz），那裡有柏林藝術學院（Akademie der Künste）和著名的阿德龍飯店（Hotel Adlon），向東延伸1.5千米經過宮殿橋（Schlossbrücke）和柏林博物館島（Museuminsel），直到高聳的柏林電視塔（Fernsehturm）。菩提樹下大街是柏林市中心的交通樞紐，並且將不計其數的重要景觀和名勝連接在了一起。作爲傳奇性的首都景觀大街，它有很多動人的歷史故事。
     我們從東面轉到施普雷河，經過宮殿橋，然後踏入大街。
宮殿橋 

施普雷河和聖黑德維希主教座堂（Sankt-Hedwigs-Kathedrale） 

          新崗哨（Neue Wache），現稱「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戰爭與暴政犧牲者紀念館」，位於菩提樹下大街北側，由卡爾·弗里德里希·申克爾（Karl Friedrich Schinkel）所建造，是一座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建築。始建於1816年，1818年完工，最早曾作為普魯士王儲所屬部隊的崗哨，自1931年開始使用。

      新崗哨 

                                       東德警衛 1966      

      德國統一後，東德的紀念物被移除，並在中心放置有凱綏·柯勒惠支(Kollwitz)雕塑的「母親與亡子」的放大版，是一個母親抱著死去的孩子的雕像。這一雕像被直接放置在天窗下方中，象徵二戰中平民遭受的難。  

      柏林軍械庫（Zeughaus）是菩提樹下大街最古老的建築，由布蘭登堡選帝侯腓特烈三世興建(1695-1730)。這座建築在1875年變成軍事博物館。二戰時期軍械庫受到嚴重損毀。從1949年至1965年，軍械庫得到重建，內部是完全重新設計的。1952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政府在柏林軍械庫開設了德國歷史博物館（Museum für Deutsche Geschichte），以共產黨的觀點介紹德國歷史，特別是現代史。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館址 

      柏林洪堡大學（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是柏林最古老的大學，於1809年由普魯士教育改革者及語言學家威廉·馮·洪堡及弟弟亞歷山大·馮·洪堡所創立，是第一所新制的大學，擁有十分輝煌的歷史，對於歐洲乃至於全世界的影響而與柏林自由大學誕生關聯密切。

        洪堡大學門口的亞歷山大·馮·洪堡雕像 

     倍倍爾廣場（Bebelplatz）位於菩提樹下大街的主幹道南側，其東側是柏林州立歌劇院，西側是洪堡大學法學院的老圖書館，南側是柏林最古老的天主教教   堂，聖黑德維希主教座堂。使倍倍爾廣場聞名於世的是1933年5月10日，褐衫隊和希特勒青年團的成員，受到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的鼓動，在此舉行焚書儀式。納粹  燒毀了大約20,000本書籍，其中包括托馬斯·曼、埃里希·瑪利亞·雷馬克、海因里希·海涅、卡爾·馬克思和其他許多人的著作。 

     今天，在倍倍爾廣場設計了一個玻璃圓頂，放置了一個空書架，以紀念焚書事件。並且雕刻了1820年海因里希·海涅的一行詩句："Das war ein Vorspiel nur, dort wo man Buecher verbrennt, verbrennt man am Ende auch Menschen. Heinrich Heine 1820" （「這只是一場前戲，哪裡燒書的地方，最後也將燒人。 海涅 1820 」）。 每年，洪堡大學的學生在廣場上進行售書以示紀念。

              廣場上的空書架   

      布蘭登堡門（Brandenburger Tor）位於柏林市中心，東側是巴黎廣場和菩提樹下大街的盡頭，西側是三月十八日廣場（Platz des 18. März）和六月十七大街（Strasse des 17. Juni）的起點。這個新古典主義風格建築，由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二世下令於1788年至1791年間建造，以紀念普魯士在七年戰爭取得蘭登堡門和東側的巴黎廣場

Brandenburger Tor in 1966 

      布蘭登堡門是柏林的象徵，也是德國的國家象徵標誌，見證了德意志民族的興衰史。從歷史意義上說，這座門堪稱是「德意志第一門」和「德國凱旋門」。布蘭登堡門東側是柏林老城，西側則通往城外，因此東側為門內，西側為門外。布蘭登堡門高26米，寬65.5米，深11米，是一座新古典主義風格的砂岩建築，以雅典衛城的城門作為藍本，設計築師朗漢斯。

1793年，普魯士雕塑家沙多夫又為雄偉的布蘭登堡門設計並完成了一尊「勝利女神四馬戰車」（Quadriga）雕像，並將其安放上門頂正中央，勝利女神張開翅膀，駕著四馬兩輪車面向柏林城內，象徵著得勝歸來。 

 (四)城外景點  

1      步出布蘭登堡門，走入六月十七日大街(紀念1953年6月17日發生在民主德國的人民起義)這條連接布蘭登堡門和勝利紀念柱的通衢，便是柏林城區最大的公園--動物園(Tiergarten)。蘇維埃戰爭紀念碑（Soviet War Memorial）坐落於動物園內，由前蘇聯建造，為了紀念二戰中在1945年柏林戰役中陣亡的80000多戰士。

         蘇維埃戰爭紀念碑 

     世界文化宮（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也是在動物園內。它的前身是會議大廳（Kongresshalle），如今是當代藝術和時下話題的一個論壇，為戲劇和舞蹈演出、電影放映、文學、會議、展覽和系列活動提供了一個平台。 世界文化宮的設計亮點是朝兩個方向敞開的、自由浮動的屋頂。 其別暱稱其為“懷孕的牡蠣”。

     1966年是會議大廳  

      國會大廈（Reichstag）是德國議會的辦公地，是新首都柏林的象徵。 1918年9月9日，議員菲利普?沙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在這裡宣布共和國的成立。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會大廈被毀。 1961年到1971年，建築師保羅?保爾加騰（Paul Baumgarten）去除了1945年被炸毀的頂部建築，以簡約的設計重建大廈。兩德統一後，德國議會決定重修國會大廈。 建築師諾曼?福斯特（Sir Norman Foster）參照其以前的模樣對之進行了現代化的改造和擴建。玻璃加鋼材的穹頂使得議會大樓成為柏林新的景點。 800多噸的鋼材和玻璃構成了40米高的外觀形象，延兩條螺旋形坡道緩緩而上，靈活的玻璃穹頂不但可以採光還可以使全議會廳空氣流通。到德國國會大廈的穹頂和天台參觀，不僅能看到最具特色的閃耀玻璃圓頂，在穹頂中通過講解器的歷史介紹裡了解德國國會大市景，許多景築盡收眼底。

     1966年 

     1999年

     鋼材的穹頂

      兩條螺旋形坡道緩緩而上 

     穹頂外的天台還可以360度眺望柏林市景  

    勝利女神紀念柱（Siegessäule），高達67米、頂端高高站立著通體金黃的勝利柱，長期以來都是柏林最著名的標誌。 勝利柱建於1864-1873年間，紀念普魯士軍隊打敗了丹麥、奧地利和法蘭西帝國軍隊。 2010年3月到2011年5月，德國人斥巨資對勝利柱大舉重修：使用1.2公斤金箔，重新裝飾了勝利女神以及柱身部分；登頂通道、基座上的青克、鍍金的大炮。

      威廉皇帝紀念教堂（Kaiser-Wilhelm-Gedächtnis-Kirche）是一座象徵著和平與統一的新教教堂，同時它也代表了柏林人在戰後重建城市的意願，這從整個教堂建築上便可見一斑。 現在的教堂包括了二戰後留下的教堂殘骸以及一座具有現代風格的教堂建築，是歷史與現代鮮明對比的寫照。 這座新羅馬式的教堂是為了紀念第一任德國皇帝威廉一世，由Franz Schwechten設計並在1891至1895年期間修建而成。 1943年，威廉皇帝紀念教堂在一次空襲中受到了嚴重的破壞。 如今被作為戰爭警世標誌的教堂殘骸，差點在1956年被完全清除掉，以空出地方來修建新的建築。 當時，柏林人對這一決定進行了激烈抗議，他們要求把教堂的殘骸保留下來，並將其融入到新的教堂建築中。 這樣，我們才有廉皇堂。

1966年

1999年

     教堂的現代部分建築建於1959年到1961年之間，由Egon Eiermann設計。 教堂以蜂窩形狀的水泥元素為主體，「蜂窩」間鑲嵌著藍色的玻璃方塊。 在八角形的教堂中殿，帶有色彩的玻璃方塊折射出強烈的藍色光線，並營造出冥想的寧靜氛圍。 而舊教堂的鐘樓殘骸則無時無刻的提醒著人們關於戰爭的恐怖與破壞性。 

      夏洛滕堡宮（Schloss Charlottenburg）是柏林現存最大的宮殿，義大利巴洛克式風格，由布蘭登堡選帝侯腓特烈一世的妻子索菲·夏洛特委託建築師Arnold Nering設計。1701年，腓特烈一世加冕為普魯士國王，稱腓特烈一世，夏洛特成為他的王后。這個最初作為柏林郊外的夏天休息地，由建築師Eosander von Goethe 擴建為雄偉的建築。夏洛特在1705年去世後，腓特烈一世為了紀念她，將這座宮殿和附屬產業命名為夏洛滕堡。從1709年到1712年進行了進一步擴建，這一時期出現了有特色的轉塔和橘園。      夏洛滕堡宮內部曾被描述為「世界第八大奇蹟」 — 琥珀室這個房間的牆壁裝飾著琥珀。這個想法來自但澤(Danzig)和柯尼斯堡(Königsberg)。1713年腓特烈一世去世後，腓特烈·威廉一世繼位，夏洛滕堡宮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1716年，他將琥珀室作為禮物贈送給沙皇彼得大帝。然而，他在1740年去世後，新國王腓特烈二世允許格奧格·克諾貝爾斯多夫擴建夏洛滕堡的東翼。隨後，腓特烈二世對夏洛滕堡宮的興趣轉向了波茨坦的無憂宮（完成於1747年）。

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