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人過聖誕節 1965

  Good Tidings Monthly  佳音月報 1965年12月

                                                 鄧肇明

                                 

正如我國過年一樣，瑞典人過聖誕節絕不是三兩天的事。真的，從將臨期的第一個主日開始(註)，主婦們就忙著作過節的準備了。因為他們似乎保守著一條不成文的法規：舉凡應節所需，無論是食物、美點、或是各種裝飾，甚至是蠟燭，都喜歡親手監製。

(註) Advent，將臨期起自聖誕節前四週，由最接近11月30日之主日算起直到聖誕節。西方基督教教會曆一年始於將臨期的第一主日。

     過了十二月十三日(聖露西亞日Saint Lucia's Day)，小孩子已經露出不耐煩的樣子來了。那支刻有日子，預備燃燒到聖誕日的洋燭，每日只是融去那麼的一小截， 還有長長的一段！所以每日清早起來，在翻閱那份彩色的將臨期日曆時，他們就不再像開始時那麼地守規矩，一天只打開一個小窗，乃趁母親不留神時，偷偷地將所有的秘密翻開，直翻到聖誕夜耶穌睡在馬槽裏的圖片。

     這是母親管不到的，因為燭台上的蠟燭快要燃點第四支了。她日間除了普通的家務以外，還得特別打掃房子，一再地加以裝飾，晚上更是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 聖誕節用以款客的各式餅食，非加速儲備不可。於是太太集團的活動漸趨頻繁，三三兩兩，時而在東家，時而在西家，晚晚輪流，互相幫助，雖屬有談有笑，辛苦之處.，還是免不了的。然而為了習俗和傳統，誰又肯發怨言？

    更多的燭台搬出來了，各式各樣。有些是傳家之寶，是祖父的祖父的，所以要特別小心使用。燭光替代了電燈。在滿室燭光搖曳之下，窗前那顆黃色的「伯利恆之星」，倍使人感到親切和溫暖。還有到處皆是紅的紙心和聖誕老人(Jultomte)，另外具有一種風味。瑞典的聖誕老人又矮又瘦。據說性格有類我們的濟顛和尚，濟貧好俠，但誰若是開罪了他，那就一年都得不到平安。所以從前的農夫對於這位醜怪老人總是恭恭如也，酒肉奉承不缺。然而自瑞典改奉基督教後，這位老人已經變為小孩子特別寵愛的恩友了。

      不過，瑞典異教時代的遺風還是遍地可見。 比方他們之喜愛以麥桿作裝飾，就是顯著的例子了。不獨在聖誕咭和枱布上印有麥束，就是小天使和小星星，也有用麥桿造的。同時麥草的高腳山羊，是瑞典家庭聖誕節少不了的寵物。更特別的，是每家露台上伸出來的兩札飽滿的麥束，引得小麻雀終日在那裏排徊。

      這些都是從前渴望豐收的遺跡。聞說，有些人家在冬至前夕，還將廚房鋪上乾淨的麥桿，準備晚上在那裏睡覺，因為他們認為祖先的鬼魂回來時，可以睡在自己軟綿綿的床上。自然，如 今麥桿已經成了馬槽的記號，所以若有人在聖誕前夕睡在地上的話，那只是表示他們不願意比耶穌降 生時，睡得更舒服而已。

    瑞典人過節，總是在節前一天就已經開始，所以在廿三號，一切都應該準備好了。一家之內，三 四棵聖誕樹是不希奇的。而且樹態更要講究，只要腰包爭氣，那應該是與天花板一樣高，四平八穩，正直而壯大。這種對樹木作嚴格的均勻要求，據說是源於Viking的宇宙觀。因為這些海盜以為宇宙是一棵大樹：神祇在最上面的枝枒，人在中間，而死去的巨人則在底下。同時千萬別忘記澆水，若未到聖誕節最後一天(元月十三日)，樹木就給室內的暖氣熱枯了，到時母親的臉色才難看哩！

      那邊廂,馬槽也迅速佈置起來了。人物、山水 、走獸，應有盡有。然而奇怪得很，既有棉花表示是冬天的雪，幹嘛在同一的佈景裏，却還有那麼多青草、秧苗和水仙等類的春天植物呢？這是值得同 情的。在這北國裏，冬天的嚴寒和漆黑，確實使人 受夠了。所以人們是多麼的渴望大地回春啊！

      這時候，遠處美國的瑞僑，也乘最後的一班「聖誕船」抵岸了。這批「金山客」總是趁聖誕假期蜂擁回鄉。這也難怪，人情同於懷土，是不分中西 的。只可憐有家歸不得的人罷了。 「God Jul！聖誕快樂!」廿四號一早，天還沒有亮，小孩子就穿好了長袍，走上走下，快樂極了。是的，因為今天是聖誕，是主耶穌降生的日子。

      好不容易才捱到下午大禮拜完畢。回到家裏，「聖誕大餐」已經準備好了。點上洋燭，關起電燈，一室安詳；蠟的氣味融化在香噴噴的菜色中。這 時大家已經手拿碟子，圍繞著廚房裏那張大桌子了 。那是大有名堂的，叫做 Smoergasbord，上面擺設 各式美食：熱的丶冷的，一應俱全，不獨誘人垂涎 ，而且更是食之不盡。小孩子用不著慌張，因為這 幾天桌上都會放滿母親月來妙手巧製的餅食。然而 「大食會」持續一兩個鐘頭，迄未能自休，又怎怪 小孩子捧腹呼痛呢！再容不下了。於是大家轉移到 大廳中。 在柔和的燭光下，聖誕樹顯得光輝奪目。 尤其是樹底下那個鼓得漲漲的大布袋，更是小 孩子目不轉睛的對象。

      說來奇怪，瑞典人是雅不欲寄送聖誕咭的。親友等待的只是實惠的禮物，所以一旦收到「空白」的咭片時，就不免感到掃興了。為了禮物，他們不知紋盡了多少腦汁。選擇、包裹，還有賀詞之是否得體，別出心裁，真是有苦自家知。好了，聖誕詩歌唱過了，聖誕故事也聽過了。但父親還呷著咖啡，那副慢吞吞的神 態，急得衆人冒出金睛火眼來。            

   「姑母送給小妹妹，祝學業進步。」父親笑嘻嘻的探手囊中，抽出第一包禮物來。小妹妹連忙跑上前去，拉開彩裙，屈膝欠身為禮， 從父親手上接過禮物來。歡笑之聲，爆滿了整個房子。這是一家共享天倫之樂的時候。神的世界原是美好的，和諧的，只嘆魔道橫行，許多人被迫離鄉別井，家庭被分割得肢離破碎， 使得這種骨肉的團聚，竟成了過份的苛求和幻想。

     母親不知什麼時候溜回廚房，這時又捧著食物出來了。這是魚宴和「八寶飯」，是瑞典人過聖誕少不了的兩種傳統食物。所吃的魚買來時是乾的，稱為Lutfish，有點像柴魚，但腥味甚重。吃時需夾上烤薯仔片，和以濃汁或芥末，才勉強可以下嚥。然而為了傳統，所以無論各人經已 是多飽，或多不願意，也不得不勉為其難，再順順母親的好意。

      廿五日，天還是黑漆漆的，教堂的週遭經已插滿火把，而家家戶戶也都燈火通明了。因為有等教堂在五六點鐘就開始聖誕晨更禮拜(Julotta)，而這個時候，在北國裏正是寒冬最可怕的深夜。然而他們的習慣不是要往城裏的教堂，乃是喜歡到森林旁邊，海岸或是郊外的小教堂聚集。從前的人往 教堂要乘坐雪車，火把高插，沿途叮叮噹噹，彼此高聲聯絡，以欲驅走雪地裏森林間的黑暗勢力。今日的人乘坐汽車，在高級公路上飛馳，又何嘗不欲擊破四周的瘴霧？教堂裏擠得比上下班時間的電車還滿，儘管有人疲倦得在裏面呼呼入睡。禮拜完畢，東方開始放白。然而必須儘速趕回家去，因為這一天像是嶺南的年初二一樣，是開始拜候親友和接待賓客的一天。

      回到城內，忽然看見一片旗海。家家戶戶，國旗飄揚，原來聖誕節與其他十三個重要的日子，如國王及儲君的生日、復活節、五一及諾貝爾獎金日 (十二月十日)等，都被列為全國的昇旗日。也許有人要問，北歐國家的國旗，都是簡簡單單的一個長十字架，彼此間怎麼分別呢？瑞典黃色的十字架襯托在藍色的背景上，是不必坦心記不牢的。

                           藍底黃十字架的旗幟

       若是在那裏察覺不到蔚藍色的天空，碧綠的海和金黃色的麥田的話，那麼走到街上一看就會明白了。試想想, 那一位「搶眼」的瑞典少女，不是有一雙動人的藍眼睛，和長得一頭金絲呢？

      在歌聲和笑聲中, 聖誕節的喜樂漸漸擴大，社交圈的範圍也隨之而愈來愈廣，不久一年結束了— —然而聖誕節還在繼續前進哩！

    我在Hamstad郊外小教堂的聖誕晨更禮拜講道 。這是街柱上一份宣傳單張

      像德國人一樣，瑞典人把 J 讀Y音 。我的洋名叫 Joe Dunn，所以他們乾脆將Joe 寫作Yoe。

人道屠宰法？

 在美國國會1955年第一次提出人道屠宰法案之前三十年，大部份歐洲民主國家早已通過人道屠宰的相關立法。所謂人道屠宰就是在宰殺動物時，必須先將動物「完全致暈」，使其在不知不覺中死去。這樣，說是關心改善動物福利，但「以人為本」的世界中，到頭來不過是滿足人的口腹。《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說得很清楚：「人道屠宰是經濟動物福利非常重要的一環。良好的動物福利，不僅可以提升肉品品質，改善畜牧產業的經濟效益，同時也兼顧屠宰從業人員的勞工安全與心理衛生，以及消費者【吃得心安與安心】的權益。」無怪有人不以為然，認為這是「語言藝術」。

      不管是否語言藝術，歐洲法院支持比利時禁止屠殺未經致暈的動物，卻遭猶太和穆斯林團體同聲抗議，說這會限制宗教自由。他們說，這樣做將使猶太潔食(kosher)或清真屠殺(halal)無法進行，因為他們的飲食習慣要求他們屠宰時牲畜仍然清醒。

      猶太人分食物為「潔」與「不潔」，是根據他們的律法書，即摩西五經。他們所訂立的「屠宰條例」，基本精義是以最迅速無痛，以及最人道的方法來宰殺動物。屠夫必須是一位虔誠的人，熟悉猶太教律法，尤其是涉及潔食。他屠宰動物，必須一刀致死；屠刀必須迅速而直接切斷被屠宰動物的頸部，不得扎刺、戳殺；也不得自內而外地挑斷其食管或氣管；屠宰用刀不得有半點缺損，刀口不得傷及頸部以外的部位。由於血被視為生命的象徵，所以規定：「無論是雀鳥的血，是野獸的血，你們都不可吃。」（利未記7：26）

猶太教飛機餐一般經雙層密封處理，外層包裝標有潔食認證標誌

      至於清真食品到底是什麼？清真（Halal）在阿拉伯語中的意思是「合法」，「允許」，等於猶太教的kosher(可食 )。「清真」在穆斯林佔多數的國家，不僅指可食之物，而是一套生活方式，言語、行為、衣着皆受約束。但在實際生活中的運用，往往同動物按照某種方式被宰殺有關。符合伊斯蘭法的屠宰須奉安拉之名，屠宰師面向麥加，下刀前念誦清真經，以割斷喉管方式為之。下刀後，肉品必須維持心跳等待放血，血液禁止食用，放血需盡可能排放，直到無血可放。

      歐盟與潔淨食物之間的爭議，在於如何屠宰牲畜。歐盟認為，在宰殺牲畜前，先施以電擊致暈屬較人道方法，避免牲畜死前經歷慘絕之痛。事實證明，動物被割頸後，彌留時間長達幾秒至兩分鐘。牠們像人類一樣，大多數對周圍的景象、聲音和死亡氣味都非常敏感。 這意味著，幾乎每隻被宰殺供人類食用的動物都會遭受壓力和恐懼，因為牠們知道不免一死。

       但從猶太教和伊斯蘭教的觀點看來，於動物仍有意識時即來一刀，並非為了折磨動物。只要由經驗豐富的屠夫操刀，即可保證一刀切開牲畜的身體結構，再無血液流向大腦，由此，牠們便能馬上失去意識，將痛苦減低。所以他們認為，歐盟普遍採用的電擊方式，才是不人道的屠宰法。

      然而，這套論述不為爭取動物權益人士所認同。其實，這裡牽涉到人道爭議，還有宗教自由的問題。最終歐盟以「動物權益高於宗教」為理由，禁止按照宗教方式屠宰動物的做法。

如何挽救瀕危的古蹟和聖地 ？

 世界上有許多著名的古蹟和聖地受到威脅和踐踏，有些甚至被拆除，面對這樣的危機，究竟如何解救？

      法國南部的拉斯科洞穴（Grotte de Lascaux），其壁畫被譽為「史前的羅浮宮」。壁畫多數以簡約清麗的線條表達為主，但線條之流暢、動物神態之生動，著實令人驚嘆不已。想起一萬多年前，古人的藝術創作和概念竟然已經達到不可思議的地步，寧不讓人羞愧？

      然而岩壁上威武的野牛、龐大的野豬、溫順的雌鹿與山羊以及奔跑的矮馬，固然迷倒遊客，他們的呼吸卻導致黴菌的生長，壁畫出現褪色、剝落等現象。為了防止無價之寶凋零，逼使當局在開放僅僅15年，便於1963年予以關閉。另一方面為了滿足公眾的瀏覽欲望，法國政府在1983年在洞穴幾米外建立「拉斯科洞穴2號」，複製壁畫讓遊人瀏覽。隨著複製技術的精進，「拉斯科洞穴4號」已於2016年12月中隆重開放。這是一個完全的拷貝，被譽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史前壁畫複製工程。

      雄偉的烏魯魯（Uluru）在澳大利亞沙漠的中部，或稱艾爾斯岩（Ayers Rock）。 由於形成烏魯魯的砂岩含有較多鐵粉，氧化之後的鐵粉呈現紅色，使得烏盧魯呈現紅色外觀。這是澳大利亞原住民的聖地，一直是遊客攀登的對象。 但是，2019年10月26日起，國家公園管理部門應當地人的要求，宣布烏魯魯為禁區，遊人不得進入。

      2020年10月26日，墨爾本解除封城，人民興高采烈，大事慶祝。然而就在這一天，一棵被認為是神聖的桉樹，被當局用推土機砍伐了。這是賈布烏讓族（Djab Wurrung）世世代代藉以遮陰、生孩子、占卜運程的「生命樹 」。他們每當孩子誕生，就把母樹的種子和孩子的胎盤混在一起，栽種自己的樹，以維護與祖先血脈相連。可惜現在的人相信人定勝天。這種帶有宗教色彩的觀點激起了工業革命和殖民者對新領土和新資源的渴望。他們無視自然世界，視之為有待開採的資源。所以兩年來，儘管當地族人和維權人士一直在那裡紮營看守，終於敵不過當局要修建一條高速公路。兩者生活在同一個澳大利亞，卻有完全不同的思維方式。族人看見母親樹被砍下，悲憤莫名，心痛得有如看見「巴黎聖母院在焚燒中倒塌 」。有見民情洶湧，維多利亞州政府願意談判，結果保留其中十幾棵聖樹，而母樹到今天已經八百多年歷史了。

      茂納凱亞(Mauna Kea)火山頂峰海拔4,207公尺，意為「白山」，是夏威夷土著宗教和文化最神聖的山。他們在那裡見面、禱告、與祖先溝通。不過當局要在山頂上建造大型望遠鏡，族人於是舉行抗議，幾個月以來，一直在山周圍的道路上堵車。

      馬丘比丘（Machu Picchu）是印加人的聖地，每天吸引成千上萬的遊客。他們的來訪，並非雁過無痕，而是留下破壞的足跡，使到這個文化遺產搖搖欲墜。當局沒有辦法，唯有嚴格規定參觀時間，只准遊客在規定的路徑遊覽這個著名的廢墟城市。 

      自1941年以來，四位美國總統一直在從拉什莫爾山(Rushmore)俯瞰南達科他州。之所以雕刻華盛頓、傑佛遜、老羅斯福和林肯這四位總統頭像，因為他們代表美國建國130年來的歷史，可以為南達科他州吸引更多遊客。 但是這座建造卻引起很大爭議。 因為這原是拉科塔蘇族(Lakota Sioux)印第安人地區。 他們稱之為「六祖父」，神聖不可侵犯。 如今擺放四個頭像，就是對聖山的褻瀆，所以也繼續與美國政府過不去了。

羅姆人的悲慘命運

 「吉普賽人」，耳熟能詳 ；「羅姆」（Rom）？恕我孤陋寡聞。原來兩者都指向一個浪跡天涯的民族。他們大約公元1000年離開印度信德地區，經屢次遷徙，11世紀到波斯，14世紀初到東南歐；15世紀到 20世紀下半葉，他們的踪跡已遍布北美和南美，並到達澳大利亞。由於各國的語言和文化不同，各自給他們起了不同的稱呼。在英國他們是吉普賽人（Gypsies）；在德國和不少歐洲國家側變為茨岡人(Zigeuner)。其實吉普賽一詞是出於誤解。因為當時歐洲人認為他們來自埃及，於是稱之為「埃及人」，而「吉普賽」是「埃及」（ Egypt）的音變 。

19世紀時特蘭西瓦尼亞（現屬羅馬尼亞）的羅姆人

            至於茨岡人，原意是指在印度種姓制度下那些「不可觸碰」的賤民 。他們流浪到歐洲，定居西歐和中歐的被稱為「辛提人」（Sinti），生活在東歐和東南歐國家則為「羅姆人」。由於兩者之間有時重疊，不好分辨，所以統稱為「辛提人和羅姆人」。他們稱自己為「羅姆」，因為這個詞的含意是「人」。對於他們來說，這個「人」字十分重要。他們沒有國只有家；沒有土地、國籍，所以得不到保障，也不被認同。的確，自13世紀以來，他們被法律禁止在各國定居，被標記為非法，被迫害和被禁止從事某些行業而被迫繼續遷徙，過著貧窮的生活，演化出特殊的求生方法，除了占卜賣藝，甚至淪落為乞丐、扒手、小偷。他們反對使用吉普賽，因為這個詞固然與事實不符，更反映出一般人對他們極其負面的印象。

           納粹黨徒就是一個例子。他們判定羅姆人是「劣等」人種 ，是「不配存活的生命」（lebensunwertes Leben），以「種族衛生」為名，消滅遺傳「缺陷」，進行種族屠殺，才是遺傳的終極方案。結果光是羅姆殘疾或嚴重疾病的兒童和年輕人，在國社主義運動期間，就約有10,000名被殺。從1933年開始，納粹德國實施對羅姆人大規模、有組織的迫害。從1933年到1945年，約有50萬到150萬歐洲羅姆人死於納粹之手。然而戰後，他們之被屠殺並沒有像猶太人一樣獲得世人同情。

           儘管這是一個熱愛和平與自由的民族，在藝術領域內有卓越的成就，在音樂方面尤其出色。可是積重難返，400多年對他們所造成的歪曲形象，不是一時三刻可以改變過來。迄今為止，居住在歐洲的1千萬到1千2百萬名辛提人和羅姆人中，有許多仍然面臨被強迫驅逐，每日受到警方騷擾和暴力攻擊，生活遭到漠視和歧視。

       許多德國辛提人不僅在一次大戰中參軍，為德意志帝國人民和祖國而戰，還從1939年起參加國防軍。 1941年，最高司令部出於「種族政治原因」，下令「解僱現役軍人中的茨岡人和混血茨岡人」。 因此，蘭伯特（Alfons Lampert）與妻子埃爾斯（Else）一起被驅逐到奧施維茨集中營，結果兩人均死在那裡。

        護士賈斯汀（Eva Justin）掌握了羅姆語，以贏得少數族裔的信任。 她跟隨種族研究者里特（Robert Ritter），走遍了全國，替他們量度，並記錄所有茨岡人和混血茨岡人，以為種族滅絕提出理據。兩人又翻查教會的洗禮記錄，確定他們的血緣關係。

      在1930年代末，德國西南部拉芬斯堡（Ravensburg）的郊區，多處設立營地，圍起鐵絲網，以監禁辛提和羅姆人家族，而且派狗隻巡邏。他們不准離開居留地，寵物被宰，各人被迫幹活，許多人甚至被强制绝育。

    1940年5月，留在德國西南部的辛提和羅姆人家族遭受到公開驅逐，在阿斯佩格（Asperg）遊街，然後上火車，直接押送到被佔領的波蘭。 刑事警察彙報(Kripo-Bericht)稱：「運送過程進行得很順利。」對於大多數被驅逐者來說，這是死亡的旅程，全體死於勞改營和猶太人聚居區。

       1943年春，克林（Karl Kling）在上課時被押走，驅逐到奧施維茨－比克瑙(Auschwitz-Birkenau)的「茨岡人集中營」，成為種族滅絕的受害者。 倖存者回憶說，即使在驅逐出境之前，這些小學生已在學校遭受排斥，部分尋且失學。

1930年代末克林在卡爾斯魯厄（Karlsruhe）的小學課堂中。

      1942年，赫博爾茨海姆(Herbolzheim)市長申請對辛提人斯平德勒(Spindler)家族的「扣押權」。 16名家庭成員於是被驅逐到奧施維茨集中營，其中兩名倖存。 60年後，市長席林（Ernst Schilling）作出澄清。 從那時起，這座城市就紀念那些被謀殺的人。 席林說，他意識到市長對人們的生命責任重大。

    在德國國社主義統治下，歐洲各地進行謀殺和迫害少數人。 辛提和羅姆人被關在「茨岡人集中營」，或與猶太人一起，禁錮在華沙猶太人聚居區，最後驅逐到「滅絕營地」，加以殺害。 據估計，多達500,000人死於槍斃、毒氣、飢餓、疾病、人體試驗或其他暴力行為。

       1943年，慕尼黑的霍倫瑞納（Hugo Höllenreiner）時年9歲，和成千上萬人一起乘牛車來到奧施維茨集中營。 他後來回憶說，「勞動帶來自由」(Arbeit macht frei)這個詞給他帶來希望。於是他幫助父親幹活：「這樣，我們就會重獲自由了。」 事實是，被驅逐到奧施維茨集中營的人當中，只有大約十分之一倖存下來。

      在奧施維茨集中營10號與11號之間是一處高牆，稱為黑牆（死亡之牆）。1943年，營警衛就在牆前面殺死54名辛提和羅姆人，其中還有年輕人。威廉姆斯(Susanne Willems)在《奧施維茨滅絕營史》一書中寫道：「他們於1943年7月29日，貝奇克(Johann Betschker16歲生日那天殺了他。」

      古騰堡格(Elisabeth Guttenberger)回憶說：「在一個可能容納200人的營房裡，經常塞入800或更多的人。那簡直是地獄。」 BIIe區的「茨岡人集中營」有40個營。羅森巴赫（Franz Rosenbach）當時15歲，是一名強迫勞動者，回憶起來尚有餘悸，說「比克瑙營地其中一區是全營的廁所，到處都是死屍。」

     曼格勒(Josef Mengele)是BIIe區的一名營警醫生。 他和同僚折磨了無數囚犯。 他們肢解兒童，使他們染上疾病，對雙胞胎進行研究，然後注射毒藥將他們殺死。 之後曼格勒將他們的眼睛、器官和整塊肢體送到了柏林。 1944年6月，他還寄出過一個12歲孩子的屍首，卻從未受審。

     囚犯遭受飢餓、口渴、嚴寒、疾病和殘酷暴力折磨。 小孩子和老人首先死去。 病人在毒氣室被謀殺， 屍體被火化。 在奧施維茨-比克瑙的「茨岡人集中營」，火葬場的煙霧遠處可見， 死人的骨灰則傾倒在今天遺屬獻花的池塘中。

       1945年1月27日，紅軍到達奧施維茨集中營，找到被囚禁的兒童。 但對辛提人和羅姆人來說，解放者來遲了。 因為1944年8月3日夜，營地管理當局已將尚存的人從「茨岡人集中營」驅趕到毒氣室。 謀殺之夜第二天，兩個孩子從營房中哭著跑出來，卻被「補交」上級。

      集中營解放後，盟軍或德國機構向倖存者發放了種族迫害和集中營入獄證明。 後來，他們當中許多人聽到的只是：因罪犯受迫害。他們申請賠償亦被拒絕。

 萊因哈特（Hildegard Reinhardt）在奧斯威辛集中營失去三個女兒。

      1980年代初期，辛提和羅姆人的代表徬徨無主，唯有走到達豪集中營舊址進行絕食。集中營倖存者抗議納粹將少數民族定為犯罪分子，並要求當局承認納粹的迫害。 1982年，德國總施密特（Helmut Schmidt）正式宣布辛提和羅姆人為種族滅絕的受害者。

     2012年，在聯邦議院附近的動物園，豎起納粹謀殺辛提和羅姆人的紀念碑。 各個社團呼籲與反茨岡主義作鬥爭，尤其是國際羅姆人日(每年4月8日)。 因為今天，德國和歐洲許多少數族裔仍然飽受社會多數族群的敵視。

 辛提和羅姆人紀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