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虔與自由
----伊拉斯姆與路德
鄧肇明
一
在世界的文化歷史上，有時有些爭執是沒有答案的。因為其中牽涉到人生的終極問題，不容易單就理智解決，乃必須在整個生活過程中加以體驗、嘗試和推進。
十六世紀宗教改革運動的時代，一個這樣超越時間性的重大爭執，無過於伊拉斯姆和馬丁路德之間所發生的衝突。在那次衝突中， 基督教兩大宗派間的基本課題，首次清楚地呈現了出來。這個問題有關神學的核心，也 就是上帝觀，及與之密切不可分的一個問題：究竟人是什麼？可以做些什麼？
今天我們大概可以說，伊拉斯姆和路德都是神學家，他們主要的關懷都是在神學方面，欲藉更新神學而尋求人生的真諦。而 且兩者都服膺聖經的權威，專心於聖經的闡釋，要從聖道中明白上帝，從而在神人耶穌基督的身上領悟做人的道理。然而由於經驗不同，手法各異，所以雖然都以榮耀上帝為最高及唯一的目的，却終難避免勢成水火， 各懷心事，引起後世壁壘之分明，導致無數的怨對。這實在是發人深省的。
二
路德與伊拉斯姆生長的時候，歐洲的局面正發生驚人的改變。中世紀即將消逝，現世紀快要降臨。那是一個充滿著危險，却同時孕育著無數新機會的時代。他們誕生時，教會早已失去了唯我獨尊的權力。歐洲也成為群雄割據、各自為政的紛亂世界。不幸地，知識的堡壘——大學——同樣陷於完全崩潰 之中。然而當他們辭世時，西歐却經歷過文藝復興的高峯；宗教改革運動得著勝利，歐洲的諸侯小國也已紛紛成為近代的國家。從此世界慢慢成為歐洲的天下，船堅炮利，無敵不摧。雖然如此，歐洲的內部還是矛盾萬分的 。伊拉斯姆與路德還未閉目的時候，已可瞥見宗教戰爭之不可避免。歐洲已因信仰之不同互不往來，遲早都會發生大流血的了。
本來，宗教改革運動與人文主義是水乳交融 、互相敬重的，而伊拉斯姆與路德起初也是英雄重英雄。真的，宗教改革運動若沒有人文主 義作開路先鋒及人文主義者之投奔旗下，則結果如何實令人不敢想像。可是，後來 二人鬧翻，這位人文主義泰斗的伊拉斯姆， 就被宗教改革運動宗師的路德批評得一文不值，說他完全不信基督，所以全歐洲的教會都棄絕他，以他為眾惡之首。這是什麼緣故呢？
三
伊拉斯姆約於一四六六年出生於荷蘭，父為修士，母為醫生 之女。少時身體羸弱，九歲入共同生活弟兄會，接受極嚴厲的教育 。年十五進修道院，開始學習古典文化及人文主義。在共同生活弟兄會中，所謂「人」， 即將自己忘記，追求無我之境。這是伊拉斯姆以後不敢有忘的。同時，他的人文主義與基督的關係密切不可分。因此之故，當基督教會自己欺騙自己，離開自己的使命時，他就覺得非加以批評糾正不可了。 後來伊拉斯姆遍遊歐洲各地，聲名卓著 。一時之間，上起王侯公卿，教宗權貴，下達各式學人，莫不爭附驥尾，推之為宗教文化的新領袖。無論是誰，只要得伊拉斯姆半封介紹信，就可以通行全歐，到處受人歡迎了。。無怪乎後世學者如伏爾泰、萊興及尼采都稱譽伊拉斯姆是「第一位歐洲人」了。而且 ，這位在歐洲居首的人是靠著自己的成就,，以個人身份而在歷史上成為一股勢力的，使得當時所有知識份子都差不多自認是「伊拉斯姆信徒」。
伊拉斯姆才華蓋世，交遊甚廣，好友比比皆是。其中尤以宗教改革家布塞爾及墨蘭頓 ，人文學者柯列及摩爾為最著。伊拉斯姆與此輩人士相琢磨，深信所謂「哲學」者，乃是基督的哲學，即對人作任何的思考都必須顧及神人基督的生死、受苦與復活。
這位出身於修道院的學者，是反對僧侶之敵視文化的。他稱他們為「野蠻人」，必須以福音和教父的作品為救藥。他追求自由 ，要在嚴肅但快樂的生活中不斷學習為人之 道。因為在他看來，基督教就是自由、愛和 充滿靈意的宗教。基督自發地愛人和服事人 ，不是愁容滿臉、憂鬱痛苦的。所以基督教也教人快樂，教人歡笑。既然如此，幽默就成了為人之道的重要因素，而人與人間的愛也就是敬虔生活的確據了。也因為這個緣故 ，他反對分黨結派，固步自封，互不容忍。 他說，基督教是生活，不是神學的爭吵。神學家應該是基督徒，不是拳師，應該藉著生活將自己的思想表達出來。所以伊拉斯姆宣揚和平的理想，不偏袒任何一方。
然而，那是一個正統主義經已萌芽的時代。各人都深以自己為然。在信仰旗幟之掩蓋下，是各不相讓的。這樣一來，伊拉斯姆終久要為各個集團所壓迫、所揚棄。而他最後也只能在著作中保留個人的自由，且一五 三六年在巴塞爾死時，也不免要成為全歐洲 最多仇敵的人了。
四
路德的經歷却是不同。他父母雙全，家裏和學校的管教雖然嚴厲，但總算是親切，充滿著敬虔的氣氛。
不過，他後來進入修道院，却在內心發生過一場激烈的爭戰，使他對於自己幾乎是完全失望。然後藉著研讀聖經，好不容易才明白在人神的交往上，人是被動的，只是上帝施恩的對象。所以上帝的公義、愛和救贖等等，都不是我們靠自己可以爭取過來的,，乃完全是上帝白白賜給我們的力量。 從此路德坦然了。他深信上帝的善意安全可靠，使他全無後顧之憂，進而可以勇敢地面對人生的各種難題。所以在飽歷滄桑之後他仍然堅信聖經的話，說·「無論是生 ，是死，我們都是主的人。」他引用的是拉丁 ： Domini Sumus ，因此就有兩個意思。Domini 若是賓格屬格(objective genetive)，那麼就表示我們是主耶穌的僕人，要以愛服事萬人；若是主格屬格(subjective genetive)，那就表示我們因信耶穌的緣故而為萬物之主，全然自由，不受任何事物的管轄。這是一股澎湃的洪流，定必要衝破一切攔阻而創出全新的局面。
路德既經歷過痛苦的掙扎，備受煎熬，深知人本身罪性的深重，無法自拔。所以要全心仰賴上帝的赦免，俾可藉基督的死而向罪死，又藉著基督的復活而活出新人的樣式來。在在這個前提之下，我們也許明自他為什麼在教會和帝國雙重壓力之下，甘冒生命的危險，還是不肯放棄所信了。
本來，路德只想重新了解聖經，想知道福音在當時的環境中會有什麼意義。可是他的這種信念却使他突然間成為一個偉大運動的領導者，是全德意志的民族英雄，同時也正是因為他堅持所信，不肯讓步，使他後來備嘗眾叛親離之苦，終於在教會分裂之局已成，戰爭的陰影籠罩之下黯然辭世。
五
伊拉斯姆和路德的公開衝突，是由於伊氏於一五二四年出版了他的「意志自由論」，迫使路德於次年以「意志不自由論」一文回敬。
其實所謂意志自由，翻譯得正確一點該為「選擇的自由」或「決定的自由」。伊拉斯姆在文中指出人是上帝的孩子和夥伴，被召而為上帝的同工。上帝是慈祥的，同時罪雖然削弱了人的力量，却沒有把上帝給人最貴重的恩賜完全破壞。這些恩賜就是理性、知識及良心。所以只要藉著上帝恩典的助力，人是能夠自己負責的。而人的偉大，也正是因為他是軟弱的，却能夠在棄惡擇善中保持操守。人若沒有自由選擇和決定的能力，就顯出上帝太過殘忍，並因此之故而不必對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了。伊拉斯姆就是恐怕倫理道德之趨於崩潰。
然而路德的出發點却不同。他首先從上帝這方面著手。他的信心要追問為什麼道要成為肉身，進入這個世界之中？為什麼基督要死在十字架之上？這豈不表示人沒有祂就要沉淪麼？這豈不表示神，唯有神才是人所以得救的最後盼望麼？既然如此，人在這個問題上就沒有選擇的餘地了。
而且「自由意志」只是上帝的属性。因 為上天下地，唯有上帝才能夠完完全全做祂所願意做的一切。若果說人也有這種自由—— 即使是有這種可能性——那就未免是僭越，是對上帝最大的不敬了。所以路德強調人性之不自由，正是要指出人乃上帝的造物，不能 自己作主。換句話說，人是無權自稱為上帝的，乃必須承認上帝才是真正的至高無上，擁有無上的統治權，要在一切的事情上作主。 另一方面，路德深知人性的脆弱，每況 愈下，萬事不離一個私字。所以除非人將自己交在造物主的手中，完全相信神的恩典，讓自己純然作上帝的工具，否則就無法掙脫自我的綑縛，無法曉得是否討上帝的喜悅，也就是無法自由了。路德所關心的，是得救的確信。這種確信是他所不能放棄的。
自然，這種確信既是出於恩典，出於上帝的慈愛，便不是人的理性所能明白的了。 這完全是我們想不到、信不下的，而且剛好與我們所盼望、所相信的相反，乃只有在聽道以後才明白，只有因為看見聖經這樣的作證我才知道。
六
伊拉斯姆主張「意志自由」，是害怕道德之淪亡，害怕人不肯負起自己的責任,。反之，路德之堅持「意志不自由」，是因為怕人會篡奪上帝的地位，結果在自己飄搖不定、自以為是的構想下，離開了上帝還不知 道。 同時二人之不同，與他們個人的生活經驗和性格也大有關係。伊拉斯姆是個性情溫和的人。他最大的希望是世界能夠更新。為此，他掌握著聖經說人能夠重生的應許，希望藉著福音的啟發及古聖先賢的引導使得不僅是個人，甚至是知識和教育，教會和國家，都要更新變化，使整個社會成為和平的大同世界。這就是Renaissance (重生) 意思，不僅僅是文藝方面復興而已。不過，伊拉斯姆深知道這種工作不是一蹴而幾的，乃需要有耐性，一步一步地進行。而且他的和平理想警楊他分裂的可怕，戰爭的可悲和幼稚。因此他希望藉著基督教的人文主義，以阻止及克服國家民族至上的狹窄觀念。他愛人，仰慕文化，不喜歡硬硼硼的形式和教條，倒願意在你、我和上帝之間，彼此屈膝談心，互相容忍、互相尊重、互相謙讓，你有長處我接受，我有見解你留心，大家總是和和平平的，快快樂樂的，一同在困難當中 ，在各種壓力之下，為未來的大同世界而努力，使人生有真正的自由和尊嚴。
反過來說，馬丁路德是一個豪放的人，不拘小節。由於他在信仰中經歷過絕望的掙扎，所以一旦發現亮光，就執著不放，大有 「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者氣概。路德原沒有改革教會或社會的企圖，更不必說要創立一個新的宗派了。他只是想忠於他所信的上帝，盡他作聖經博士的責任罷了。然而由於他擇善固執，鍥而不捨，結果不獨整個教會制度改變了，更在社會和文化方面作出了莫大的貢獻。設想當時沒有馬丁路德這樣的人物，宗教改革運動是否推行得動呢？假如不可能的話，那麼，像伊拉斯姆這樣的人豈非空有理想，成了秀才造反？在另一方面，我們也慢慢懂得，伊拉斯姆所鼓吹的和平主義，所實行的容忍精神，所冀望的大同世界，是我們愈來愈不能放棄的。我們回顧歷史，也許覺得馬丁路德對伊拉斯姆太不了解，太過吹毛求庇了。這個看法也許是對的。其實我們現在只要仔細研究一下，就看出兩者之間的共通點比分歧點還要多得多。可能他們所追求、所夢想的都是同一回事，只是說法和方法不同罷了。因為他們同樣承受了中世紀最佳的文化遺產，同樣是敬虔的，也同樣渴望真正的自由。是的，我們已經知道他們當時無法復合了。我們用不著婉惜。問題是：·我 們能否在二人身上記取教訓，以作為今日及明天的南針呢？是的，放開眼睛一看，我們覺得今日的世界也正是為敬虔(或正統)及自由這個問題所困擾。我們徬徨不知所措。 我們明知秀才的酸氣不能成就大事，但又不 敢公然讚許硬碰硬幹者的所為。結果我們徒然歎息埋怨，顯出既不敬虔，亦非自由。 我們在等待，我們在焦急，或者乾脆無動於衷，讓絕望或無能吞吃算了。難道我們真 的站不起來，為自己及後來者開創一條新路麼?
信義神學院鑽禧紀念特刊 12/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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